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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金瓶梅》全书,洋洋百万余言,书中多次写到的代步工具,计有船、车、马、驴、轿子等等。

　　这些代步工具的使用,是根据不同的需要而选择使用的。一般说来,远途的行走、运输货物,多选择使用船。这些船往来江河湖海,内地多在大运河上使用。

　　据史书记载,明代迁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运输的大动脉,是相当繁忙的。

　　从《金瓶梅》书中的描写看,船按其用途分为货船和客船,主要以货船为多;按船的身份分,有官船和民船,以民船为众;官船与民船一样,也分载客(官员)与载货两种。

　　官船载货者,则为官府运输物资如生辰纲等,所载的客,多为官员出巡、省亲。如蔡状元得中后,坐船回故乡省亲,有夸官亮职之作用,同船的还有同榜进士安忱同行。

　　民间乘船出行,《金瓶梅》书中没有多少描写,只有苗天秀从扬州到京城。船除少数载客外,多数是用船载运货物,书中多次写到,西门庆委派专人到江南采购货物,诸如布匹、食盐、生辰纲衣服等。

　　车子,是主要用来运输货物的工具,即为远离江河湖海航运的陆地上主要运货物的工具。

　　《金瓶梅》书中写到韩道国从江南回来,“忽撞见看坟的张安推着车辆酒米食盒,正出南门”,所使用的是一种手推的车子。

　　明代已有车辆出租,“以此就差来保,雇车辆装载两个女子,往东京太师府中来。”

　　这种雇用来的车子,可能就不是人工手推车了,而是用大牲畜牵拉的“大”车了,可能装载的不止两人,而且行走的路途是比较远的距离。

　　另外,从一个“雇”字可以看出,这种运输车辆不是自己操作的,而是有专人操此行业。这证明,明代已有专门从事用车辆跑运输的行业了。

　　西门庆在如日中天之时,有权有职,有钱有势,其入衙点卯,出门闲游,都是骑马。

　　由于马代步的重要作用,所以马的”身价”非常高,当然就引出许多与马有关的故事来,诸如相马、喂马、买马、赠马。

　　西门庆经常骑马,对相马也有一定的功力。一次,西门庆在自家门前看马、待仔细观看之后,西门庆说”虽是东路来的马,鬃尾丑,不十分会行,论小行也罢了。”

　　正因为此马“不十分会行”,讲论马的价钱时,两匹马只要七十两银子，最终还是因为西门庆未相中马而交易告吹。

　　当时西门庆所骑的“一匹高头点于青马”,价值七八十两银子,相当于十五、六名丫环的身价。

　　以马代步,以马作为交通工具,一般只限男子骑坐。从《金瓶梅》全书看也是如此,绝大数场合下,都是男性骑马。进而仔细研究,可以推测明代也允许女性骑马,以马代步了。

　　在该书的第89回里,曾有这样的记述:“春梅道大妗子没轿子,我这里有跟随小马儿,拨一匹与妗子骑,送了家去。大妗子再三不肯,辞了’。”

　　从上述的描写看出,明代已有(或说允许)女性骑马。否则,春梅不会拨一匹小马儿跟大妗子骑。

　　同时我们也看到,当时女性骑马还是比较少见的,或者是还有人认为女性骑马不雅观。因此,大妗子才“再三不肯,辞了”。

　　驴,多为民间较为富裕者乘骑,一般的平民还是无力乘骑的。《金瓶梅》书中所提到的骑驴者多为说合婚姻的媒婆们,诸如文嫂办急事时多乘骑驴子;

　　陈敬济落魄时,也常骑驴子;西门庆死后,其家室日渐衰败,吴月娘与家人清明节给西门庆上坟,其家人也多骑驴子,而西门庆在世时,家人没有骑驴子的,都是骑马。

　　驴子不仅个头小,而且比较好喂养,不需要多少上好的精饲料,相比起来,马就要求高了,喂马不仅只喂草类,还要喂一等麸粮等细料,一般人家是喂养不起的。

　　尽管如此,骑驴子者也是比较富有的人,或者是绅士或者是从事某种特殊的职业者(如媒婆)才能有资格骑驴子代步,一般的平民百姓是无资格骑驴子的。

　　轿子,北宋时,轿子只供皇室使用。宋高宗赵构南渡临安(杭州)时,废除了乘轿的有关禁令,自此轿子发展到民间,成为代步工具并日益普及。

　　把轿子运用到娶亲仪式,便发生在宋代,后来渐渐成为习俗。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应天府(南京)后,乘轿者日多,官民老幼及妇女都可以乘轿子。

　　真正的轿子形象在五代时就出现了。在宋代的画里和宋墓出土的模型中，常常可以见到。

　　有名的宋画《清明上河图》里,画有不少轿子,都是由两个人抬的。当时也叫作担子”,样子和近代见到的大致相同。

　　《金瓶梅》书中的描写可以看出,明代乘坐轿子盛行,不仅官府中的官老爷坐轿子,民间也有许多人坐轿子,特别是女性,坐轿子之风气尤甚。

　　据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戚里肩舆之滥》称,武臣贵至上公无得乘轿,万历戊子(公元1588年)年以后,戚里乘轿之风始滥。

　　沈德符的记载与《金瓶梅》书中的描写是相吻合的。书中写到了许许多多种轿子,有大轿、小轿,牙轿、专轿、明轿、凉轿、暖轿等等。

　　乘轿之风虽滥,但在封建社会里乘坐轿子也还有许多等级规格,人的身份、地位不同,所乘坐的轿子也分三六九等。

　　比如“朝里的大官朱太尉,乘坐的“八抬八簇肩舆明轿,头戴乌纱……”,黄太尉也是“穿大红五彩双挂绣蟒，坐八抬八簇银顶暖轿,张打茶褐伞”。

　　这里所说的“八抬八簇”,实际上是十六人抬轿,每八人一班,另八人跟随,待抬轿八人累了,另八人换上,原八人跟随休息。如此“歇人不歇轿”,最大限度的满足太尉们的使用,这样的待遇,只有太尉才可以享受。

　　平时,有一定地位的人所乘坐的大轿,仅为四人抬大轿,乘坐四人抬的轿子,在民间也是比较显赫的人物了。比如在第78回中,西门庆家请堂客饮酒时,“止有何千户娘子直到晌午半日才来,坐着四人大轿,一个家人媳妇坐小轿跟随”。

　　夫贵妻荣,何千户是当时地方上的大官,他的娘子当然也显耀了,坐四人大轿就是标志之一。

　　小轿就是两人所抬的所谓肩舆,这就是平时坐的代步工具,平安儿拿灯笼接潘金莲时,“原来两个是熟抬轿的,一个叫张川儿,一个叫魏聪儿”。

　　由于乘坐轿子的人数增多,因此便出现了专以抬轿为业的职业了。这些轿子,有时临时出租,有的则为固定的雇户们的“专轿”。

　　当时比较高级的,就有专门固定的专轿,如桂姐就曾说过：“妈见我的轿子在门首”，所谓我的轿子,就是专门抬桂姐出行的轿子了。

　　乘坐轿子的人,为了得到更多的享受,对轿子的装饰、封敞也动了许多脑筋：夏天炎热,要坐凉轿；冬季寒冷了,要坐暖轿。

　　八月初旬,天气还比较炎热的,所以,西门庆出行时，“分付玳安收拾凉轿,……然后起身,坐上凉轿，放下斑竹帘来。”

　　所谓的凉轿,应为轿身四周不是布质围帘,而是竹帘。一片片的条竹串成轿帘,走起来当然是透风通气了,自然便凉爽了。

　　与凉轿相对的暖轿,当然应该是冬季乘坐的轿子了,比如吴月娘要到泰安州泰山顶上进香，所乘坐的就是暖轿。吴月娘去泰山还愿,虽未写明具体时间,但有“天寒日短”的叙述,天寒当然就需要坐暖轿了。

　　轿子除了日常作交通代步工具外,女子出嫁,也是要坐轿子的，《金瓶梅》所写到的女子嫁人,都提到坐轿子的事情,而且多是坐四人大轿。

　　春梅为陈济要葛家女为妻,“坐四人大轿,娶葛家女子”。就是孟玉楼再婚,也是坐的“一顶四人大轿”。

　　在封建的旧社会里,能够坐轿子的人,当然只有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因此在轿子的形制上,也还有种种规定,显示着封建社会里森严的等级制度。

　　例如在清初,除了皇帝后妃乘坐的豪华的辇舆以外,亲王坐的轿子是银顶黄盖红帏的。

　　三品以上大官虽可用银顶,但盖帏只能用皂色,在京城内由四人抬,出京用八人。

　　四品以下只准乘锡顶的、两人抬的小轿。至于一般的地主豪绅,用黑油齐头、平顶皂幔的轿子。

　　综上所述,马基本上是明代富人、男人的专用代步工具,尽管有女性骑马的,但为极少数、极个别的现象。这是因为马比较难驾驭,又比较高大,跑起来速度也较快,不适用女性。

　　另外,马是大牲畜,喂养比较困难,所用饲料比较精细,因此,一般人家喂养不起。

　　平时从马的交易价格上,也可以看出马的贵重来,当时好马的价格要80两白银一匹,相当于当时十几丫环的身价。因此,只有富有人家才能骑马。

　　驴子,是乡村比较常见的牲畜,称为小牲畜,吃苦耐劳,适应环境的性能极强。比较好喂养,饲料一般比较粗劣,几乎不需要什么精细饲料,一般平民可以喂养得起。

　　轿子,除作为官员们身份的标志,由官员们乘坐外,多为女性的专用代步工具,这也许是因为轿子比较“封闭的缘故,它能满足女性们的心理需要,因此,为女性的专用品。

　　生产力高下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天然标尺,风俗民情则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折射反映。

　　与明代的交通代步工具相适应的家庭出行的有关信仰习俗在第81回中是这样叙述的:韩道国从江南置办货物回来,“老婆一面迎接入门,拜了佛祖。”

　　第85回里写道,吴月娘到泰山还愿,往回去了半个月光景，“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烧了香,然后西门庆灵前拜罢,就对玉楼众姐妹，把岳庙中的事,从头告诉一遍,因大哭一场”。

　　这就是说,在明代交通不是十分发达的时候,人们是无法谈到旅游的,交流范围也相对较获窄。

　　对一般人家来说,交流就更少见了,更稀罕了。因此，对一些必不可少的外出远行,看得非常重要,走时要先向祖先灵牌拜别，祈求一路平安;

　　回来时又要向祖先灵位跪拜,以报平安归来。这实际上是祖先崇拜习俗的具体体现和反映。

　　祖先崇拜是原始崇拜的一种,在我国历史上，它又与儒家倡导的孝道伦理相结合,一直延续到近代社会,对我们的民族化与民族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般家庭,除参加本宗族的祭祖外,自己家中也设置先人灵牌,按比较严格的家法规定,每日清晨、平日进门出门都要告于祖先,如果出远门,或夜不回，则要焚香跪告:“孝孙某将远出某所,敢告。”

　　回来时要先禀过祖先:“归自某所,敢告。”这是符合儒家所宣扬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说教的。遇有大事、节庆忌日等等也要祭祀祖先。

　　代步工具作为生产力,也是与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对它的限制,约束规则也要与之相适应。

　　由于明代的交通工具并不是十分发达,因此,对交通本身的规律研究、规矩限制也不十分严格。

　　但到了代步工具非常发达的今天,交通工具本身更臻完美、速度更加快捷,因此,需要制定“绿灯行,红灯停”的交通规则,否则,就要发生交通事故。

　　明代骑马、坐轿、骑驴子,就没有要“绿灯行,红灯停”,这就说明,交通规则必须与当时的生产力相适应。

　　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社会,作为生产力的交通工具,并不能满足全社会人们的需要,只能满足某些少数人的需要,这样便会出现等级尊卑来,平民步行,富人骑驴,官员骑马。

　　这就是说,尊卑贵践,也是生产力低下造成的。它也印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是正确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如交通工具)的发达,工具再也不是人们身份的标志，它在人们面前的等级就越淡薄。也就是说,太尉与平民、官员与民众可以同坐一辆车、一艘船、一架飞机,但都必须遵守一定的交通规则,否则就会发生事故。

　　为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物质文明是社会发展程度高下的重要标尺,认清这个问题,对我们认清我们所处的社会阶段和集中发展社会生产有极大的帮助作用。